我们研究鄂尔多斯文化，既要深入鄂尔多斯抚摸她，也要跳出鄂尔多斯鸟瞰她，以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活跃的思维、真切的情感，在全球文化网络体系中研究探讨鄂尔多斯特色网格里的文化，才能把各种宏观上的关系和微观上的细节看得很清楚一些。我们的身体不可能像杨利伟一样从太空遥望宇宙空间中的地球这个自然村落，但是我们的思维可以超越地域和星球局限，具有“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者为友”的视野、胸怀、心态和思维方式。

　　我曾经认真拜读过杨光寿（笔名庄洪）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蔚蓝国度》。最近庄洪先生的几次电话和网络交流，觉得对作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指点好象点燃了我的“心灯”，调动我的精、气、神，“思维同血脉一起运动起来”，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自然中蕴含的生命能量。《蔚蓝国度》一书站在宇宙的高度，将地球社会融于宇宙社会，倡导“人类不仅生活在地球的现实中，更应生活于宇宙的精神里”，表现了一种更高的理论思想和智慧思维境界：弘扬宇宙精神，包容、秩序、和谐、互动；展示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全球一体、世界大同、人间和谐、天下为公。它是以文学的形式写思想，让思想具有更强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实践性。书中所描写的“蔚蓝国度”是目前地球中国提倡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谐社会，通过主人公卫欣蓝、孙长天、蓝蔚三人乘中国宇宙飞船到外星球蔚蓝国度的经历，生动、形象、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蔚蓝国度大和谐社会状态。“蔚蓝”，既是像晴朗的天空那样的颜色，也是“未来”的谐音，因此我把蔚蓝国度理解为马克思所揭示的未来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比较抽象的逻辑思维，而《蔚蓝国度》以幻想小说的形式展现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未来社会生活画卷。他们之间有很多内在的必然联系，而我最关注的是未来社会没有婚姻、没有国家、没有资本这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来说，我们知道婚姻、国家、资本总是要消失的东西。马克思指出：“在自然界中，当任何存在物完全不再符合自己的职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而然地就会到来；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使，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去是否还值得保存的问题，同样，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可见，由国家决定的婚姻形式，也将由国家决定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婚姻先于国家而消失。

一、婚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婚姻家庭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人们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确实，在现代社会，结婚时要多少彩礼等买卖婚姻的外在形式正在消失，但是更注重社会权力、经济来源、财产继承等买卖婚姻的内在实质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着。这倒也是，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处于商品地位时，人的大脑和整个身躯都受资本支配，人生本身就是买卖人生，学习、工作、交际等一切活动都隐含着买卖关系，婚姻和两性关系又怎么可能除外呢？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因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是私人发财欲和彼此占有欲，因此使青年男女曾经拥有的人性化的纯真烂漫和美好情感，最终被现实生活中的世俗贪婪和自我异化俱毁殆尽。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私人家庭是商品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从而使家庭变成某种经济利益交易所，变成社会商品终端消费市场，因此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即“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最终必然集中地体现在私人家庭这个狭小空间里，从而使私人家庭最终承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分配。他们或者步入上流社会或者沦为下等阶层，或者享受山珍海味或者凑合稀饭咸菜，各自去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

　　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私人经济利益核算单位时，家庭的发展阶段就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只能是私有制。不管社会具有什么“特色”，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放羊，放羊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成家，成家是为了生娃，生娃是为了放羊……在如此循环往复中，当放羊、挣钱、成家、生娃都是私人生活时，社会不能给他提供更好的条件时，那么对他来讲就没有公有制可言，而纯粹是私有制。对于在中国农村这个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民私人家庭生活状况，温铁军教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中说：“大家都知道，农村中出现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况，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出去了，留下的呢，人们叫做386199部队，其实就是妇女、儿童、老人，甚至出现两千多万所谓留守儿童，在家没人管，爷爷、奶奶也管不了。你们想想，一个当家的，或者一个男劳动力出去了，家里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这个家庭的很多矛盾难以协调解决，整个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恶化。”由于私人家庭生活受到冲击所引起的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必然导致包括婚姻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庄洪所言：“人类为体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和社会所规定的单偶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日益显出不平等和不稳定，娼妓行为盛行、离婚率升高、独身主义兴起，单偶的婚姻制度已在情风欲雨的吹打下，根基已动。”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出卖自己，但是在追求交换价值的商品社会，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商品时，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劳动的异化中，哲学家出卖头脑和妓女出卖躯体一样，都是在出卖着自己的内在本质。恩格斯说：“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啊！” 这个感叹号，包含着多少理解和同情，还有多少辛酸和无奈。当然，只要金钱剥夺了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那么就算人们不卖淫，就算建立了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私人家庭，就算拥有了自己花不完的钱，那也并不能改变出卖自己内在本质的命运。它反映到专偶制的私人家庭里，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所以庸人的专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作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罢了。

　　有婚姻不一定有感情，没有婚姻不一定没感情。在中国古代汉语诗歌所描述的男女情缘中，或许青楼是最为亮丽多彩的一道风景。沙封在《女子表情》一文中说：青楼两字的容量很大，留给我们足够的想象余地，有着一抹粉红的烟花色彩与意蕴。读过柳永词的人，头脑里有着这样的青楼女子，琴棋书画，美若婵娟，色艺双绝，文人墨客趋之若鹜。她们天资颖慧，或长于诗歌、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品位不俗。秦淮河紧傍金陵夫子庙，考试的学子云集，及第庆贺，落选慰藉，都到妓院摆筵席。青楼女子面对这些学子的风流倜傥和超然洒脱，就产生了青楼烂漫和旖旎的情趣。他们都感受到了私人家庭和市俗伦理之外的一份轻松自由，在其中体会一丝相知相爱的浪漫心情。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所营造的青楼文化底蕴。青楼承担起相当一部分重要的社会内容，很多的诗词曲赋是由妓女传播，“妓酒为欢”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例如，晏殊《浣溪沙》有“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的实际，苏轼《江城子》有“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的欣赏，张先《醉垂鞭》有“朱粉不深匀，闲花淡淡春”的清香，宋祁《玉楼春》有“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的自慰，杜秋娘《金缕衣》有“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直白，白居易《瑟琶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李商隐《无题二首》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灵气，杜牧《念昔游三首》有“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超然，诗圣杜甫《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有“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的惬意，特别是诗仙李白，他只有在《江上吟》中有“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的洒脱，才能产生“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豪情。

　　应该说，文人墨客与青楼女子不仅仅是利益的交换，也有着人的内在本性的交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交流方式，而且还蕴涵着世俗社会里难得的超然洒脱；这也是一种境界，像老子所云：“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如果中国古代也只有“高危人群”而没有妓女，只有“红灯区”而没有青楼，只有冠冕堂皇而没有坦诚，那就不仅是不会出现优美诗句，而是诗仙诗圣名家文豪本身就不会出现。如果说男女之间有利益交换的性行为称之为嫖娼，那么皇上贵妃就是最大的嫖客妓女，因为他们的利益交换比普通百姓要多得多，文人墨客何以相比？虽然李白奉诏而作《清平调词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但并不因此杨妃就比李白所“载妓”更高尚、更纯洁。当然，一味地自封收敛，也不能使人变得心身健康，或许还造成更大的伤害。比如违背人性的妇女缠脚，就远不如人性化的自由开放。姜戎在《狼图腾》中说：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摧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是中国汉族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遭耻笑的事情。之所以婚姻和两性关系中会出现反人性的东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们的自私心理和彼此占有欲，这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人们的基本文化素质所决定的。

　　对于未来婚姻家庭，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随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在未来社会，男子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之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他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应该说，庄洪先生的《蔚蓝国度》，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关于新的一代“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的文学作品。蔚蓝国度的每个家庭只有伴侣关系，没有自私意义上独有的父母子女，也就是没有属于私人特有的后代，而是在整个社会大家庭中，所有上一代人同样关爱所有下一代人，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上的不公平和人的自私观念。因为孩子属于社会，所以能够让所有孩子从一出生就享受社会提供的平等合理的生存和教育条件，避免了现代私人家庭条件的差异影响孩子生存和成长的情况，同时每个家庭均没有属于私有的后代，也就消除了上代人为下代人谋取私利的前提。每位健康的伴侣都有为社会生育孩子的权力和义务，但要经过专门机构进行健康和生命基因检查，确保下一代有优良充足的生命素质和能量。由于从根本上消除了私有观念，这就容易在人口的素质和结构上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数量，保证质量。对适龄生育的人建立专门的生育档案，定期检查，只准许适宜生育的人孕育孩子，所以每个孩子的生命素质都很高。

　　现代社会对生活资料的生产有科学管理，对产品质量有严格的要求，但对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本身的生产却不重视，还处在最原始的状态，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生儿育女是私人家庭的私事。婚姻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人的性行为，而人自身的生产这个历史发展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之一，却成了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的事情。本末倒置，该管的事情管不了，不该管的事情瞎管，这是最值得改变的社会现状。

　　由于两性关系和人的自身生产具有可分离性，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未来社会，当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并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即个性化自由行为之后，人自身的生产将会变得更具有自觉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生命科学和生命文化因超越私心杂念而得到迅速全面健康发展，所有出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纳入非常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遵循自然规律的文明和谐。从伦理道德来讲，未来社会由于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资本关系，私人家务劳动变成社会公共服务行业，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核算单位，孩子不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每个人都会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被全社会共同平等地所关心、爱护和尊重。因此，人们会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考虑人自身的生产，人类对自身生产的重视程度将远远高于对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视程度，由此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转移，从根本上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我们认为，人自身生产的基础是性欲和对生命的热爱。对其内在关系，西方学者马尔库赛认为，性欲是特定范围的局部冲动，爱欲是整个生命体的冲动，爱欲是性欲在量上的扩大和质上的提高。具体来看，在对象上，爱欲超越了性对象或异性客体的范围，即从肉体转向精神，从性感转向美感；在功能上，爱欲将性快感扩大到整个生命有机体，使性欲从异性的肉体结合扩展到一切情感领域；在目标上，爱欲向往的不只是性结合的自由，而是生命的自由。作为一种生物性的规律，爱欲真正体现了人身上的最原始的生命冲动，即对自由和爱的渴望。他认为，当我们将“爱欲”看做是人的本质的时候，就会找出人类异化的根源，找出现代社会的病症和危害，最终看到人类解放的前景。为了论证人类从压抑性文明走向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他把文明社会对爱欲冲动的压抑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基本压抑”，另一种是“多余压抑”。“基本压抑”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缺乏以及人口平衡需要，对于性本能所采取的必要约束和限制。这种压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群体的团结，因而起到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多余压抑”是在维护和加强统治秩序前提下，对人的生命本能实施的不合理压抑。这种压抑表现为等级制的劳动分工和社会阶层划分，父权制的家庭组织形式，对个人私生活的有效控制等。对未来社会，马尔库塞做了满怀激情的描述：性欲升华为爱欲，性本能提高为生命本能；生命本能的自然表达，带来了生命的自由自在。当一切都服从于自然生命之后，我们整个生命也就快乐化了，劳动不再异化，现在苦役性的劳动变成将来愉快的游戏活动，是生命潜能的发挥和展示。爱欲的解放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压抑的解除，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和睦化和自由化方面。人与人之间不再紧张和对立，人与社会之间不再矛盾和冲突，而是在一种互亲相爱的关系中，人的爱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在现代社会，只有改变了资本的基础和实质，凸显出人的主体地位，在生命本能的自然表达带来生命的自由自在时，才能使人自身的生产达到文明和谐的程度。当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时，摆在人类面前最突出的任务，将是认识自我，认识自身生产的内在规律。随着人类对自身以及自身生产的规律有了突破性的科学认识，人自身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遵循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存。

二、国家

　　每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但是把家乡、祖国看作是地球自然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彼此割裂。台湾诗人卜衮先生的《界》云：“心好比被刀割划着/心好比被撕裂割划着/地球是完整的被天制造的/不过，人以其小小的心/将地球小块小块地界出自己的世界”。人们能够冲破自己内心的封闭与束缚，就能够看到一个彼此联系、相互包容的大千世界。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使命是促进人类友爱与联合。他说：“只把某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些人和其他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一切爱国主义的艺术便是这样的，例如国歌、爱国诗歌、纪念像等”。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应该超越各种狭隘心理，为共同创造人类未来统一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在人类初始阶段没有国家，在未来和谐的地球自然村也不会有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是在利益冲突中统治集团“欲取天下”的变态畸形产物。恩格斯指出：“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例如生产资料，相对于个人占有，国家占有就是公有制；而相对于全社会共同占有，国家占有就是私有制。而且，“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马克思说：“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各种利益冲突不一样，所以国家的职能也不一样。马克思认为，“在亚洲，国家既是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随着资本、劳动、土地（自然资源）成为“经济三位一体”，国家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而从“最高的地主”变成“真正的总资本家”。马克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从十分荒谬地成为所有者到像好家长那样科学地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这需要不断提高全民综合素质，不断改进社会管理机制，逐渐消除统治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利益冲突。

　　《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吴思在《血酬史观——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的演讲中，把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看作两个物种。生产集团，例如农民、工人、组织生产的大小老板，比较像植物，属于自养物种。暴力集团，例如土匪、军阀、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贵族，比较像动物，属于他养物种。一个搞生产，自养；一个吃别人，他养。两个物种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类似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羊和狼的关系。食草动物兴旺了，食肉动物也会兴旺起来。食肉动物吃过头了，食草动物生长繁殖供不上了，双方都要衰落。如此循环往复。他提出，“血酬”是暴力掠夺的收益。“法酬”是“血酬”的升华、变形、提高、升级版。法酬之中包含了自我约束，也包含了对对方的尊重。法酬等于税收总额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部分，是包括贪污部分在内的用于暴力集团的收益。他用“老子曲线”，来描述暴力集团的法酬与生产集团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即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变化而改变的一种函数关系。

　　由此曲线可以看出，法酬首先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而增大，达到最大值后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而减小，法酬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最终变为零。

　　对于统治者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与此相对应，我们把“老子曲线”中，把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增大的社会，分别理解为令人“侮之”的统治型社会、“畏之”的管理型社会；而把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减小的社会，分别理解为令人“亲而誉之”的服务型社会、“不知有之”的自正社会。 这与《蔚蓝国度》中所讲的利益智慧、文明智慧、环境智慧、宇宙智慧这四个层次的人生智慧即红色、黄色、绿色、蓝色四种智慧相同。

　　1、靠刀枪出政权、维护政权就是统治型社会，靠的是红色智慧。对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马克思说：“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都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统治型社会违背自然法则，主要靠武装力量、政治权利、个人意志来维护。马克思说：“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政治理智”“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于是靠高压来维稳，靠税收来增加“血酬”，其结果如老子所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而统治集团自身则“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状洪认为，“红色智慧”是源于欲望、利益的智慧，它循着基本人性的要求，争夺生存空间和控制财富权利。这种智慧的内容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沾满血腥，表现为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竞争激烈的商场，具有极端的残酷性。红色智慧的显著特点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人们虚伪而多忌讳、胆怯而多利器、投机而多伎巧。结果像老子所说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在现代商品社会，“红色智慧”主要表现为残酷竞争和贪婪赚钱，而竞争和赚钱从根本上败坏着人类道德的水准和心灵的纯洁。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益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对现代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

　　2、就像“法酬”是“血酬”的升华一样，管理型社会是统治型社会的升华，是吴思所说的“管家主义”社会，靠的是黄色智慧。在管理型社会，统治集团依然是“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老子云：“智慧出，有大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统治集团为了追求更多“法酬”所出的“智慧”、所滋彰的“法令”，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如马克思所言：“政治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

　　庄洪认为，“黄色智慧”是源于公理、文明的智慧，它从专制到民主，从愚昧到科学，由纯朴到奢华。文明社会源于智慧，同时在消耗智慧并且可能毁于智慧。如恩格斯所言：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独僻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

　　3、服务型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减小，领导阶层的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逐渐趋于相同，基本能够做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从管理向服务转型升级，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更需要综合能力的提高。老子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思是说，圣人不去积蓄财富，他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结果使自己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尽量给予别人财富，结果使自己可以给予别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天之道，是造福万物而不为害；圣人之道，是只管成就事业而不去争夺果实。

　　庄洪认为，“绿色智慧”是源于和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智慧，它促使人们循着和谐发展之路，从对自然的索取破坏转向关爱维护。恩格斯说：“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都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能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一致的智慧，就是绿色智慧。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来说，绿色智慧就是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时代的智慧，它主要表现为能够根据自然法则，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构建全新的绿色劳动价值评判体系，并通过改变资本的基础、实质、分配机制、运作方式等手段，来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发展全人类共同的高级智慧。

　　4、自正社会无需“法酬”，其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没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们共同遵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在自然法则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天下自正。

　　庄洪认为，智慧源于人类对自然和谐状态的追求，源于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人类形成同自然和谐相生的局面才是智慧的更高层次。到了更高的层次，人的智慧就同自然规律融为一体，智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智慧，处处有天然之美，美中有智慧之趣。最终，只有无边无际的宇宙才是智慧的方向和归属，只有源于天道的“蓝色智慧”才是智慧的最高境界！

　　从红色智慧的统治型社会、黄色智慧的管理型社会到绿色智慧的服务型社会、蓝色智慧的自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形式将在绿色智慧的服务型社会开始逐渐消亡。恩格斯指出：“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其主要原因，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产生”，“公共职能就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对国家消失的发展阶段，恩格斯讲得很清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那么，能够使国家自行解体和消失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列宁也曾坦言：“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可见，建立在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悬案”基础之上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它的解体和失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解体和失败。就像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所说的：东欧剧变和苏联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所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应该说，前苏联的解体，只是一个政治泡沫的自然消失，只是一个历史误会的客观更正。如今，俄罗斯人民选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市场经济，这决不是背判，而是客观公正地纠正错误，推动新的历史发展，当然会受到世人的尊敬。

　　至于对中国曾经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刘少奇认为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邓小平认为，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结果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由此可见，如果把这种违背观律带来灾难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也说成是社会主义，那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最大亵渎。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而中国就一穷二白。我们只有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才会明白，现在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不是我们从更高一级的生产方式复辟了，倒退了，而是原本就落后的太多，是通过改革开放才加快了发展步伐，现在是先进发达的世界接纳了贫穷落后但发展很快的我们。也只有非常清楚地理解了这一切，我们才能以坦荡的胸怀包容各种生产方式，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清晰明确的思维，共同探索创建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而言的，因此我们只有清楚资本主义才能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对资本而言的，即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资本，所以叫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和“科学性”的不同，我们把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全部现代社会，划分为盲目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对“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一是根据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者的身份和构成不同，我们把全部现代社会划分为个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三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二是根据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和“科学性”的不同，我们把全部现代社会划分为盲目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我们把资本属于个体占有的个体资本主义、资本属于国家占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称为资本主义；而资本属于全社会共同拥有的社会资本主义，即超越国家形式的整个人类共同“科学”地运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社会”资本“主义”，简称科学社会主义。

　　在个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中，国家资本主义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1949年9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我们曾误以为，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就是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恩格斯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倒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我们认为，解决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手段和线索，就是使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在各个国家之内达到极限，使社会资本冲破和超越国家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自由整合并高度集中，资本作为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能够促进国家形式的解体，最终全人类共同促进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自然消失，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消失，“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

三、金钱

　　如果说婚姻、国家、金钱是与人的自然天性相异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协调和平衡各种矛盾冲突而不得不出现的现象，那么其中最具有强大力量的是金钱，在婚姻和国家形式消失之后金钱依然存在。马克思说：“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当钱剥夺了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时，劳动和劳动的产品一同异化，而且“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在资本、劳动、土地经济三位一体中，随着劳动、土地以及整个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都具有了资本属性，马克思所说的现象出现了：“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和它的历史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庄洪认为，现代商品社会中的人是典型的“物人”，在文学作品里称为“人物”，其特点是重视物质、现实、利益。其生命的物质属性明显，灵魂属性淡化，灵魂依赖躯体、受躯体制约并同躯体束缚在一起。“物人”只按躯体的需要和习惯行事，只重视生命的物质形态，并且通过研究技术及工具来增加物化的生命功能。他必须以拥有物质财富来体现行为价值，以求满足物化生活和现实社会的需求，从而因外在的过度发展而增加内在的压力，因有太多对外物的欲望而挤压灵魂的空间。在“物人”物化的社会里，物质功能及谋取财富的贪婪欲望，堵塞了灵魂升华的通道，同时也堵塞了认识宇宙自然法则的通道。“物人”没有行为的自由，更难有灵魂的自在。他们为了谋取物质财富和社会权力，不惜放弃灵魂的需要，让灵魂退化为心志，为获取名利的行为效力，灵魂陪着躯体奔波操劳，处心积虑，追名逐利，不得安宁。如果现代人的所作所为，只体现躯体物质结构的进化，而不利于灵魂信息结构的进化，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进化，那仅仅是“经济动物”的进化而已。台湾山海文化杂志社总编孙大川也有相同的看法：“我们的‘勤奋’，使我们彻底的‘商业化’，生命日益‘贫乏’，生活日渐‘空洞’！‘忙碌’与‘贪婪’，只能让我们成为‘经济动物’，既无法成就高远的文化理念，也无法体验到做为一个人的尊严。”

　　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劳动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当人本身变成一种“经济动物”的时候，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摧残性的。庄洪在《蔚蓝国度》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地球物人破坏自然环境的现象：地球物人只顾自己的需要，巧取豪夺，变换花样，不择手段，破坏地球内保护层，并且从地表伸入到地中，抽干地球的精血（石油、地下水），吸尽地球生气（天然气），还开膛刨肚，捣毁地球心脏（开掘地矿）。失去空灵之气的地球变得太实了，失去自然活力的地球世界沉重了，满身疮痍的地球太衰败了。地球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在它子民手中，一天天衰老，几乎天天以泪洗面，怨气直冲云霄，把它的外衣（臭氧层）都冲破了一个大洞。

　　然而，这一切真的都是金钱和资本的过错吗？其实不是。我们应该清楚，金钱和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它具有什么社会职能，这取决于人类赋予它什么社会职能。金钱和资本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只是创造和应用它的人有好有坏。货币脸上的斑斑血迹和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的肮脏的东西，其实都是人的血迹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所窥探、反射和映照的都是人类自己的思维、欲望和灵魂；资本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按自己的生产条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编排和设定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只要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我们还可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可以看到资本许多发挥积极作用的方面。马克思说：“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面隐藏的潜力。”而且恩格斯还说：“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服务，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减少到最低限度。”

　　如果说当今社会是金钱社会，社会发展因金钱的产生和资本的形成而改变，那么草原文化有改变世界的三大创举。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变成商品来交换，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是第一次改变世界。到了蒙元时期，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最早实践了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这是第二次改变世界。

　　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和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作为货币主体的纸币， 这是历史事实；而现在怎样促进资本运营科学化，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个“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的构成材料和旋转方式，由此促进世界第三次改变，这将会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最先看到了资本“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使劳动者“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的现象，并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运作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与资本狼的实际较量中，马克思“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恩格斯则摆脱不了“这个鬼商业”，使“精神完全沮丧了”，尤其是“当上老板之后”，“情况也就更糟了”。这样，他们就无法与资本相抗衡。而蒙古民族的遗传基因、心理素质、精神状态以及奠定“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的历史，决定了不仅敢于与资本狼共舞，而且努力训导并制服资本狼。草原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让货币充当抵押品，用来交换牲口，没想到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它来交换自己，把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变成了一种商品。解铃还需系铃人。相对而言，草原民族受金钱统治和资本奴役最少，而更多地保持了人的自然天性，因而有智慧有能力最先促进资本运营科学化。

　　就像国家一样，资本也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失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出现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并没有成熟，因此求真务实的人们不可能提出一个自己所不能解决的任务，而只能遵循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现在不存在要不要资本的问题，而是要看到资本存在的理由，科学地完成资本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就像庄洪在《蔚蓝国度》描写的是没有金钱的未来社会，但是《蔚蓝国度》这本书本身还是应该赚钱，用金钱体现出它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

　　任何事物都同时包含着很多因素。一方面，无论怎样超脱，每个人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无论在什么社会关系中，人的自然天性依然存在。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而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人们都以自己的不同方式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为了生存而生产交换价值；另一方面，为了人的自然天性而创造使用价值。一个人最理想的状态，是去做自己想做、喜欢做、应该做的事情，在人性的自然状态下高效率地创造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又被社会认可而体现出巨额的交换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智慧是资本；科学文化不仅可以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因此作为人类智慧最高结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智慧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之中的核心部分，成为社会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的“引力中心”。像2011年在《商务时报·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每月一期连载的“资本论坛”以及《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等就是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鄂尔多斯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有草原文化特色的一个创意。一旦有了这种新的创意和观念，有了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我们就能够在“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历史的自然发展阶段，找到“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路径和方法。

　　资本关系的消亡与资本完成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是同样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随着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来完成的。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的集中过程时说：信用事业，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集团公司手中。现在单个资本的相互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集中不论是通过吞并即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使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资本关系不能相容的地步，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这个“外壳”、“炸毁”。

　　我们认为，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在一个社会里，之所以社会总资本能够合并成唯一的单个资本，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是因为将会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的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是唯一的。一个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打倒许多资本家，是因为许多资本家没有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客观规律。当全人类共同遵循客观存在的唯一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时，资本将完成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而自然消失，最终把人类劳动力从商品地位中解放出来。

　　劳动的解放，不是逃避劳动，而是把握劳动的机会，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完善自身的自然条件，使自己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现实人与自然和谐相存。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可见，把握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的全面发展的机会是关键，而且劳动本身才是“解放人的手段”。只要人人能够把自己当人看，不把自己的劳动本质当作商品，那么雇佣劳动这个资本的条件就不存在了，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资本的消失，最终取决于创造和应用资本的人的综合能力的提高和自我实现。

作者：包海山